文 /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柯朝欽
正如 19 世紀工業革命的工廠內的童工制導致童工法的修訂，並進一步使得人類的文化生活中出現了 “ 童年 ” 這個範疇一樣。19 世紀一波波的民族獨立運動，則使 “ 青年 ” 這個概念躍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當我們審視文明生活中「快樂的童年」以及「憤怒的青年」這兩個生命範疇時，我們必須記取它們與 19 世紀開始的資本主義與民族獨立革命息息相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來進一步思考台灣大學生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的 “ 政治 ” 與 “ 經濟 ” 意義。在這篇文章中我將簡要的論述，青年學生運動所具有的獨特政治意義，以及其背後的經濟處境。我認為這是我們閱讀這場 318 學運不可忽視的詮釋角度。
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曾在民族主義經典《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曾對「青年」﹝ Youth ﹞的政治意涵進行了一個獨特的描述：「殖民地的民族主義知識分子階層具有一個特徵，這個特徵使他們和 19 世紀歐洲的民族主義知識份子之間產生差別。幾無例外，他們都非常年輕，並對他們的年輕賦予了某種複雜的政治意義。「青年義大利」﹝ Young Italy ﹞、「青年愛爾蘭」﹝ Young Ireland ﹞，無論在歐洲或在殖民地，年輕的﹝ young ﹞或是「青年」﹝ youth ﹞，這樣的字眼都意味著活力、進步、自我犧牲的理想主義和革命的意志。在緬甸有「基督教青年會」、「佛教青年會」，在印尼有「青年爪哇」﹝ Jong Java ﹞、「青年安蓬」﹝Jong Ambon﹞、「青年伊斯蘭教徒聯盟」﹝Jong Islamietenbond﹞，更別提中國五四運動以及《新青年》所代表青年救國意義。總之，殖民地的青年意味著是「受過教育的青年」，「青年首先意味著有相當人數受到歐洲式教育，而這使得他們在語言上與文化上和他們父母的世代，以及眾多與他們屬於同一年齡層的被殖民者產生了區隔的第一代」。
在福爾摩莎，1920 年代引領殖民地台灣政治抗爭的《台灣青年》，算是第一次政治意義中 “ 青年 ” 範疇的出現。在二戰之後的二二八事件中，大量的青年蜂擁到街頭、佔領機構、維持市區街頭的公共秩序，以及參與反抗新統治者的軍事戰鬥。但是他們失敗了。有許多後來都犧牲了，被屠殺的青年屍體成群被丟在基隆港、淡水河與高雄火車站前的街上。隨後，倖存的台灣青年又大量投入共產黨的地下黨組織下試圖進行秘密革命與解放。但是這些青年不是在馬場町被槍斃就是被成群的送到綠島集中營。從此，具有殖民地解放與革命抵抗意義的 “ 青年 ” 在台灣社會中消失了。
自從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統治之後，台灣青年要嘛成為部隊裡被凌虐的士兵，要嘛就成為大學裡救國團在營火晚會大唱 “ 偶然 ” 與 “ 萍聚 ” 的純真大專青年。在漫長的戒嚴 40 年間，台灣青年完全不具有任何政治意義。除了偶然的 “ 叛逆 ”，以及 “ 虛無 ”，政治意義豐富的「青年」降低到近乎完全成為生理年齡的「大專青年」。
一直到 1990 的野百合學運，一群大學生群聚在蔣介石的紀念廣場中要求廢除盤踞在臺灣 40 年的老國代、老立委。一場具有高度政治解放意義的青年運動才在台灣社會中又重新復甦。他們甫一上場就馬上具有 “ 青年代表國家更美好的未來 ” 這種集體想像，他們甫一聚集，馬上就具有高度代表一整個國家社會的總體性政治意義。臺灣的這場戰後以來最大的學生運動有別於 60 年代歐美日社會裡的學生運動。他們既不左傾、不閱讀毛語錄與大談游擊戰、他們不反戰也不反資本主義體制。他們既不具有任何「次文化」，也不具有任何戰後嬰兒潮的消費社會意義。在廣場，他們既不敢辦音樂會或搖滾樂，也不進行任何衝撞與遊行，他們最激進的表現就僅只是演行動劇。大部時間他們就只是單純日以繼夜地坐在那裡的一群學生而已。這些青年大學生腦袋裡甚至留有統治者所要模塑的 “ 沒有被社會汙染 ”、“ 純真熱情純 ” 青年的自我想像。因此一點也不奇怪，他們聚集在廣場時用許多黃色的尼龍繩將自己圍起來，以區隔於站在他們四周的各色支援民眾，「憑學生證入場」，以保持自己那 “ 單純沒被汙染 ” 的大專青年意義。最後，當青年代表被邀請進入總統府面談，向總統當面交出學生訴求之後，這場戰後最大的學生運動就退場了。
可是即使這樣，這場學生運動除了獲得政治上的成果以外，野百合學生運動也具有文化意義上的豐富成果。因為在歷經這場首波自主群聚的學生運動之後，長達 40 年壟罩在臺灣學生中那些官方民族主義的「五四青年救國運動」終於壽終正寢的進入歷史灰塵，再也激不起任何台灣青年學生的興趣與認同。不像 70 年代的保釣運動，野百合世代的青年完全對遙遠的 20 年代在北京發生的五四運動沒有任何認同與熱情。教科書中所欲灌輸的「百年苦難」中國民族主義情緒，沒有學生再會為她留下一滴眼淚了。因為就在去年的 1989 年，這些學生才在 24 小時播放的電視新聞上目睹北京天安門的坦克車與愛國青年的屍體。不再是「少年中國」，而是「本土臺灣」；不再是失落的「秋海棠」，而是被遺忘在臺灣山林間的「野百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這個學生運動為 20 多年後的學生 318 佔領行動奠立了一個傳承意義。
即使我們已經知道「青年學生」所具有的獨特政治意義與想像力量，可是，在看待 2014 福爾摩莎所發生的這場學生運動之前，我們有必要呈現一些數字訊息。這些訊息將使我們看待2014 年的學生運動與 1990 年的野百合學運有所不同之處。這些統計數字將會顯示，當前福爾摩莎青年的政治處境與殖民時代的被殖民青年相差無幾，甚至更糟。
讓我們從與青年最直接相關的地方開始。最近 15 年來，台灣青年背學貸的人數成長了近 18 倍，根據教育部當局的資料，2010 年一整年申請學貸人數為 42.7 萬人，而當年所有大學、專科以上的學生總人數為134.4 萬人，也就是說現在台灣的大專院校青年學生背貸款的比率高達 31.7％，幾乎每三個學生中，就有一個要背債念書。這對 20 年前野百合世代而言是難以想像的。
大學生畢業後的起薪也一直退步，根據勞委會的職類薪資調查指出，台灣大學生的起薪 1999 年時還有27400 元，到了 2013 年只剩 26500 元，13 年過去了，儘管 GDP 每年都有成長，可是大學生的起薪卻是倒退了 900 元。這 2 萬 6 還是國民黨政權下勞委會的資料，民間早已盛傳大學生一畢業其實大部分是領 22K ﹝ 2萬 2 ﹞的族群的。萬物齊漲，唯獨薪水不漲，所有經濟成長的利益跑哪裡去了呢？ 10 多年來，國民黨、資產階級、主流媒體以及學界所宣稱的兩岸密切經濟往來所具有的利益都跑哪裡去了呢？在 1990 當時，野百合世代所處的是一個「台灣錢淹腳目」的繁華台灣社會。可是，將近 20 年的兩岸經濟交流後，台灣變成物價飛漲、薪水停滯倒退，酒店紛紛打烊倒店的社會。所得差距急速擴大、車價與房價上升，失業率不斷上升，年輕大學生被迫背學貸或者半工半讀的去拿一個貶值無用的大學文憑。除了穿梭在兩岸中大發利益的政商資產階級以外，大部分台灣社會的人並沒有從兩岸的經濟交流的 GDP 成長中獲得什麼利益。
除此，台灣軍公教的退休所得替代率高達 100%。一個 60 多歲的退休老師，退休後甚至領得比上班時還多。年輕上班族有 1 個月的年終就偷笑了，但是某些退休的公務員除了豐富的月退俸之外還編列三節獎金。根據 2013 年的銓敘部資料，在 2011 年，軍公教人員的退撫經費花了中央和地方政府 2742 億元的預算。2700億元是多大呢？同一年，台灣的個人綜合所得稅稅收是 3400 億元，也就是說，單單軍公教的退休花費就大約是這個國家每年個人綜所稅收的八成。這個國家每年發給軍公教人事預算竟然高達每年個人稅收的八成。在當今的台灣，民間上班族事實上比殖民地青年的處境還慘，除了沒有流血的鞭子，幾近於奴隸狀態。比馬克思所換算的 100% 絕對剩餘價值剝削率還慘。騎乘在福爾摩莎青年頭上的豈僅是資本家？
福爾摩莎的財政部於 2014 的 3 月 7 日公布 2 月份國債鐘，平均每人負擔債務達 23.7 萬元，創下歷史新高。換句話說，當一個大學生從學校畢業之後投入職場之後，他 / 她就立即背負了近 24 萬元的債務。假如他/ 她身上背有 40 萬元的學貸，那麼他 / 她一上班立即就有 65 萬元的債務。可是他一年薪水即使不吃不喝，也不可能領到 65 萬元。那幾乎是一個年輕剛當上大學助理教授不吃不喝的一年薪水。
2007 年，台灣有近 3 千個年輕人到國外打工，到了 2011 年竟急速成長到高達 1 萬 7 千 7 百多個年輕人到國外打工。統整人力仲介業者的估計，2013 年以來，前往新加坡工作的台灣年輕人約有 4000、5000 人，到澳門的約1000人，到菲律賓的則有數百人。絕大部分是正職工作，實習的只有300、400人。平均計算下來，現在每天都有超過20位年輕人，托著厚重的行李箱，前往桃園中正機場，放下台灣的一切，搭上飛機出國工作。在「階級剝削」與「世代剝削」這種雙重的殖民處境下，台灣的生育率已成為全球最低，去年 2013 年的出生登記人口只有十九萬人，平均育齡婦女一生只生一個小孩。這個世界第一，還吸引了華爾街日報的記者來台灣專題報導。台灣生育率不僅已成世界倒數第一，在 35 到 40 歲之間的女性未婚比例則是世界第二，結婚與生育的社會壓力也登上世界第一。滿街與滿辦公室的敗犬女性以及被迫草食的鬱悶宅男。
我們並不是說因為青年的經濟痛苦「直接」導致這些青年採取佔領行動，直接反對服貿協議。不是，學生的訴求是反對沒有 “ 監督 ” 的 “ 黑箱 ”，學生表達的是一種政治性的訴求，並不是經濟選項；而且，那些能幾天幾夜佔據立法院周邊，以來在 10 多天的運動期間能一直堅持在台北的大多是國立大學的學生，基本上都不是來自經濟弱勢家庭的學生。真正負擔高學費、大筆學貸，排滿打工時間的私立學院學生並不是主要運動者。這些真正的經濟弱勢學生根本沒閒暇時間與資本參與運動。但是我們可以很肯定的說，福爾摩莎當前的所有年輕世代基本上不再信任兩岸經濟往來與密切化有任何美好的前景。這個被國民黨、經濟精英與主流媒體所吹捧進 20 年的神話最終幻滅了。青年世代朦朧的感受到的是一種「類殖民處境」的苦楚，他們於是站出來。
馬克思在《波拿巴的霧月十八》中分析道：「歐洲的問題並不是爭論 “ 共和國還是君主國 ” 的問題，而是別的問題。它揭示出，資產階級共和國在這裡表現為是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實行無限制的專制統治。」我們可以完全藉由這樣的類比來形容福爾摩莎的當前處境：台灣當前的問題並不是爭論藍色或綠色的政黨問題，也不是總統制或內閣制的問題。福爾摩莎當前的問題是由國民黨、資產階級與退休族群所組成的「大中華股票資產階級共和國」問題，是這個「大中華股票資產階級共和國」對其它階級所進行的無限制的專制統治的問題。在這個專制統治下，福爾摩莎的所有青年無疑都處在一種無形的血汗工廠的壓力鍋中。他們負債、出走島嶼、前途茫然、不敢結婚、不敢生小孩，被資本家嫌棄為無用的非人才草莓族，被大學教授嫌棄為只會沉淪網路嘴砲的廢青。
於是當這些無用廢青在網路集結起來，佔領這個「大中華股票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國會殿堂時，我們只好用《霧月十八》中的一句話來重複這個已經在許多國家發生過的無數次的鬧劇：「1848 年以來，在全歐洲大陸上流行著一種特殊的病癥，即議會迷，染有這種病癥的人就變成幻想世界的俘虜，失去一切理智，失去一切記憶，失去對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
「我們祝議會制度一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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