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幌馬車之歌>到<好男好女>

文/小無

鍾理和深刻的文學作品和與鍾台妹堅貞不移的愛情故事為許多台灣人熟稔，更不用說電影<原鄉人>在上映當時的轟動，但可能並沒有那麼多人知道，鼓勵他走上文學之路的同父異母兄弟：鍾浩東，也曾有一段轟轟烈烈的青春。鍾浩東在開啓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的「基隆中學事件」中被抓，時任基隆中學校長，後來在多次不服感訓後被處決。

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寫的便是鍾浩東的故事。藉由直接的訪談或是辛苦蒐集的資料中珍有的對話內容，從鍾浩東之妻蔣碧玉、他的兄弟：理和、里義及基隆中學的同事口中，看到一個很真實、完整的鍾浩東側寫，而這是在二十幾年後的現在，在已知的白色恐怖受難者故事中少有的。幾年後，侯孝賢導演便以<幌馬車之歌>為藍本，拍攝<好男好女>。<好男好女>主要有三個部分：戲中戲的<幌馬車之歌>，過去的蔣碧玉，及飾演戲中戲<幌馬車之歌>蔣碧玉角色的梁靜。

影片中，從過去的蔣碧玉這一部分，看到蔣碧玉為充滿理想的鍾浩東倉促結婚、去大陸抗日，還有他們在那邊的艱困生活，以及之後回來臺灣，鍾浩東組織工作會、發報，由林強飾演的鍾浩東在這中間戲份雖不吃重，但這卻反而更凸顯鍾浩東的正直與那份為理想而努力的犧牲奉獻—就如<幌馬車之歌>寫作手法所營造的效果般「他人的議論更加重信實的影響」。

若說蔣碧玉單純只因喜歡鍾浩東就同去大陸抗日，也太單薄。電影<好男好女>所沒有拍出來的是：在那個時期，民族自決的風潮加上社會主義的高峰—第三國際成立，在島內被日本人殖民統治的台灣青年們很容易便有強烈的民族意識。所以更合理來說，蔣碧玉應是在滿有民族抱負的氛圍下，受到鍾浩東這種充滿浪漫情懷的鼓勵，同赴對當時的他們而言是祖國的那個地方，進行抗日活動。現實生活中，鍾浩東死後，蔣碧玉平靜的處理他的後事，並且一人挑起重擔，在風化區賣麵撫養家庭、維持生活，再到臺灣解嚴開放後，她帶著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走上街頭向政府喊話，似乎都顯出了她的堅強與不凡。從人生的奮鬥來看，她其實並不遜於她一生所仰慕的鍾浩東。

侯孝賢導演在籌拍這部電影時，對於現實世界中的蔣碧玉，不論是在鍾浩東死前還是死後，應該都是相當瞭解的，我甚至相信導演有去探訪過已是帶領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上街頭的蔣碧玉。侯孝賢用戲中戲的手法拍攝這部電影，很容易使得觀眾聯想他要把蔣碧玉和戲中戲飾演蔣碧玉的梁靜做比較，便容易招來一些非議和負評，因為梁靜和蔣碧玉差異太大，根本無法平行類比，即使兩人身邊的親密愛人都死去，梁靜不論是在男友阿威死前還是死後，幾乎是一樣的脆弱與漫無目標。但這並不是導演、編劇在電影手法上的不足或缺失，因為誠如我前面所說，侯導是熟悉蔣碧玉生平的。

在政治相對開放，物質條件也相形穩定、富足的現在，我們對於自身身份的認同，重點已不在社會定位和社會責任的思考，轉而關注於生命最根本存有的意義追尋：生命既然會終結，那又是為了什麼而活著。當一個人在破除了原有的限制框架、獲得某種自由，並且得到生活上的安定後，卻可能產生更大的焦慮，因為我們以為的解放，很有可能只是為了逃避生命必然的死亡而作的自我欺瞞；在認清生命根本的存有狀態前，我們只是活在一個又一個的由欺瞞機制所組成的框架中，或是活在因焦慮而產生的混亂當中。梁靜拿著阿威的死亡保險金擺脫貧窮的酒店小姐生活、擺脫她一直想離開的破房子，卻只能任憑自己回到人最原始的狀態：無以依賴的根據與沒有任何的意義。

我以為，侯孝賢更想用這部電影講的是：對於自身認同焦點的轉變。如果，蔣碧玉對著梁靜說著「人生志業必須把國家、人民納入考量」，梁靜就算認同，但能體會嗎？梁靜若對蔣碧玉陳述自己混亂的生活與精神困境，那又是蔣碧玉可以明白的嗎？

或許，我們真的是在經濟條件不佳、社會動蕩不安的情況下，才會感受到與思考那些早以存在的弊病與不公義。在這道幽微而封閉的城牆中，百花齊放的打抱不平，有多少是與政府的一場舞，還有多少是權利鬥爭的大聲公，又有多少只是一種自我標榜，蔣碧玉如果活於現在，會有誰認真的想聽她在說什麼？是想認真卻認真不起來，還是自以為認真的明白了什麼而搶著收編與清算那些並不屬於特定族群的是與非。至於梁靜對生命的呼喊，其實是所有人類亙古不變的吶喊，卻也是我們最習慣用冠冕堂皇的願景與汲汲營營蓋過去的聲音。